“非遺”傳承人制作古火煙花為何入刑？

（中國社會科學院知識產權中心 周林）

　　背景事件：

　　八旬老人楊風申是河北趙縣“五道古火會”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2016年2月19日，楊風申在制作古火會上需要燃放的煙火時被舉報。公安干警當場查獲用于制造“梨花瓶”的煙火藥15千克、“梨花瓶”成品200個（每個瓶內藥量約為1.46千克）以及其他原料和工具。經鑒定，查獲的煙火藥具有爆燃性。趙縣人民檢察院認為，被告人楊風申已構成非法制造爆炸物罪，依法應追究刑事責任。后經一審判決，趙縣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的規定，以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四年零六個月。

　　一審判決后，楊風申不服，上訴至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近日，有媒體報道，楊風申辯護律師發現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了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2日對該案進行了二審裁定，駁回楊風申上訴請求，維持原判。但當時，楊風申本人、家屬及其律師均稱未接到法院下發的二審裁定書。當媒體向該案二審審判長詢問時，對方表示，二審裁定書雖已上網，但這并非最終判決結果，目前該案還在審理期間。

　　據河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網介紹，趙縣“五道古火會”是以燃放煙火來慶祝豐收的盛大民俗活動，每年都要放煙火、唱大戲、掛彩燈，還邀請鄰村民間藝術隊來助興表演，豐富了群眾文化生活，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和藝術欣賞價值。

　　“非遺”傳承人一審獲刑后，一時輿論嘩然。有觀點認為，此案入刑并無不當。因為民間非法制造煙花，造成重大事故屢見不鮮。楊風申在居民區非法制造煙火藥對居民構成危險。制造煙火藥數量超過入罪起點，屬犯罪既遂。但是，考慮楊風申無主觀惡意，且年齡超過75周歲，法院在判決時應減輕處罰，可處緩刑。還有觀點認為，對“非遺”傳承人判刑是機械執法。這個村在廟會期間制作煙花已有數百上千年歷史。如果將楊風申老人判處刑責，那么，當初把老人評選為“非遺”傳承人，并以此鼓勵老人制作“梨花瓶”的行政主管部門的官員們，是否也應當被治罪呢？也有評論認為，“非遺”傳承人因傳承“非遺”而獲刑，看起來只是一個個體不知法不懂法的偶發事件，實際上反映的是一些古老民俗文化與現代秩序發生的激烈沖突。法律和傳統民俗活動應減少相互的抵觸和沖突，找到一條既確保安全又成全文化的路徑，實現應有的互洽。

　　筆者認為，此案中最應當站出來為楊風申老人說話的，是當初把他列入“非遺”名錄的行政管理部門。此前，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就楊風申被判刑一事發表官方聲明，希望國家在“非遺”保護工作中，盡快出臺涉及火藥這一危爆物品的具體適用法律解釋，確?！胺沁z”保護工作有法可依。這一聲明雖然沒有說錯，但是并不及時。鑒于早在2008年已經發生過浙江溫州市泰順縣的國家級“非遺”項目藥發木偶戲傳承人周爾祿“因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被刑事拘留的案件（此案后因行政管理部門的介入而免予刑事處罰），有關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在給“非遺”傳承人“掛牌”的同時，就應做好相應的協調工作。即使國家尚未出臺配套法律或者做出法律解釋，也應當盡早跟有關執法部門協調，避免因傳承“非遺”技藝而致傳承人入罪。

　　刑法是懲治犯罪的。刑法理論除了犯罪主體即犯罪行為人這個要件外，還要求至少有犯罪客觀要件和犯罪主觀要件。犯罪客觀方面首先是指行為人實施了危害行為，沒有危害行為，就沒有構成犯罪的前提。其次是指危害行為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結果。不管具體的犯罪行為表現形式如何復雜或具體的危害結果表現形式如何，他們都是犯罪構成的不可缺少的因素。犯罪主觀方面包括兩種形式，即故意和過失。每種犯罪都必須具有一定形式的主觀要件，行為人的行為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損害結果，但不是出于故意和過失，則不構成犯罪。楊風申老人制作“梨花瓶”煙花的行為，是國家通過立法、給予獎勵金、賦予他作為“非遺”傳承人的權利，同時，老人制作煙花的行為也是他作為傳承人應盡的義務。老人依法傳承民間習俗，何罪之有？

　　從我國立法保護“非遺”的目的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一條開宗明義：“為了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保存工作，制定本法?！薄拔宓拦呕饡焙驼憬╉樋h“藥發木偶戲”，北京延慶區“打樹花”，廣西大化縣貢川紗紙手工制作、扁擔舞以及其他地方的文化習俗和傳統知識一樣，它們都來自民間，屬于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保護“非遺”就是要留住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讓我們的子子孫孫從中受益。從楊風申、周爾祿以及千千萬萬個知名或者不知名的民間文藝和“非遺”傳承人那里，我們不僅依稀看到了祖先當年的模樣，更是清楚地看到了當下的自己。善待他們，就是善待我們自己。

　　在媒體報道二審裁定的相關情況后，針對“本案裁決書已經上網，但是這并非最終判決結果”，已有律師質疑本案二審裁判是否程序公正。在當下事關楊風申老人罪與非罪的關鍵時刻，筆者希望有關行政管理部門能夠站出來，依據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為“犯罪嫌疑人”說幾句公道話，為自己當年評選老人為“非遺”傳承人的行為承擔幾分道義責任，讓刑法發揮它在懲治違法犯罪方面的功能，讓非物質文化遺產起到“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作用，讓正義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